叶檀吴英血祭不能断绝高利贷

叶檀：吴英血祭不能断绝高利贷

叶檀(资料图)　　用吴英血祭不能解决中国民企融资难、不能断绝高利贷，更不能让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半步　　一条意料之中的消息，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。　　5月21日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，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案作出终审判决，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。　　判词强调了吴英案的集资数据，以及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，显然，对于吴英案所显示的金融风险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。很难想象，有关方面会允许一些法律人士援引这一案例，对集资诈骗案网开一面。一旦允许民间集资，则中国金融固守的利率堤坝、金融向特定企业输送资金的渠道将消泯于无形。　　这是一次胜利，又是一次失败。所谓胜利，是刀下留下了惨淡的生命；所谓失败，是千万个活跃在地下金融“战线”的吴英并没有因为这次判决，而得到制度上的保障，或长久的赦免。　　事实上，同在浙江，2009年到2010年，就有杜益敏、高秋荷、王菊凤等人被判处死刑。根据《浙江省非金融机构借贷报告》，2008年-2011年3月，金华市法院接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51件，集资诈骗罪案件数为14件；其中2009年情况最为严重，全市涉案7件8人，其中上千万规模案件4件5人。2010年全年，浙江全省共立非法集资类案件206起，2011年以来，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再度紧张，诉至法院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入高峰期。无数的集资亡灵，构成了吴英案的幽暗背景。　　吴英集资诈骗罪名成立，民间金融屡败屡战、屡禁难止，印证目前的金融体制千疮百孔、不敷所用。民间集资案之所以成为市场经济体中的一道哭墙，正是因为体制性歧视下，民间金融身兼二任，既背负发展经济的重任，又在额头上刺有搅乱金融秩序的红字。民间金融推动市场与扰乱市场功罪交集，由此导致围绕民间集资案背后的舆论战役，孙大午案是如此，吴英案同样如此。　　抛开无数为吴英辩护的言论，笔者找到较为代表性的反对派吴其伦的民间判词。他提出的理由是，吴英非法集资、恶意诈骗数额巨大，对事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；对其处以极刑符合当前刑法死刑认定标准；非法集资诈骗获死刑有先例可循；近年来，民间非法集资诈骗盛行，主要原因在于违法成本较低，从重打击此类犯罪利于警示他人。前三项可以不论，因为受到伤害的事主“鲜有指控”，并未主动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，集资诈骗判处死缓的案例也不少，而民间集资诈骗盛行、必须抑制的说法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民间人士的观点。也有学者认为吴英案是典型的庞氏骗局，理当严惩。　　即便如此，吴英仍不该处死，用吴英血祭不能解决中国民企融资难、不能断绝高利贷，更不能让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半步。这么多人的血祭未能解决体制性难题，血祭甚至成为推卸恶劣金融环境的借口，鲜血不能解决金融问题，正确的激励机制才是关键。既然如此，就应该坚决放弃血祭，转而进行体制改革，让更多的企业家、金融业者在尊重规则的、宽松的环境下经营。　　2003年卷入集资案的企业家孙大午先生在恢复冷静之后，有一段清醒的表述，觉得自己与吴英不同，“我和她不同的是，她的企业是膨胀的，我搞了18年才搞到亿万资产，是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。我的企业是有很强偿还能力的举债，我是真实的亿万富翁，而她不是。她借的是高利贷，我不是，也就没有这种压力。我用等同于银行的利率，甚至低于银行的贷款利率去借的钱”，但即使是诚实经营、已经度过了生死周期的企业，目前依然难以从银行得到贷款。　　温州正在进行金融改革，试图在控制民资与打破垄断之间，走出一条中间道路。其中建立民间借贷平台，在阳光底下加强监管，对民间资金与融资者进行撮合交易，向正确的路上走了一小步。　　最大的金融安全，莫过于金融企业有充足的风险控制能力，而要控制风险，最好的做法是，让庞大的民资有公平的、规范的而不是掠夺式的投资渠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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